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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美国当医生

我在美国当医生

作者刘秀实

导语:美国希望之光医疗集团特邀医学专家刘秀实医生是加利福尼亚(California)心血管系统疾病执照医师,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取得医学学位,曾在Roger Williams Medical Center完成住院医训练,并在Cedars-Sinai Medical Center完成心血管系统疾病专科训练。刘秀实医生擅长于心脏病医药、心脏电生理学、导管射频消融治疗室上性心律失常及其他复杂的心律失常。

爸爸当年为我起名的时候,显然没有预见到我有一天会在美国当医生。‌‌“秀实‌‌”这个名字用英语说,听起来极像日本‌‌“寿司‌‌”。这让我有点尴尬,美国人却觉得很酷。

我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地区做心脏内科医生(兼顾心脏影像学),这里是巴顿将军的故乡,也是冯小刚的贺岁片《不见不散》的舞台。电影中葛优戏言:‌‌“巴顿连欧洲都打下来了,他老家却被中国人占了。‌‌”这里华裔人口比例相当高,当地的华人社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,我们接诊的病人中40%是华人。

我是祖国培养的医学生,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(现附属于吉林大学)六年制英语医学专业,之后到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,期间也在阜外心脏内科轮转了一年。3年后来美国念研究生,在哈佛读完博士后,我通过了美国医生执照考试。来美7年后我重拾本行,一转眼已经是第13个年头。

我服务于6家医院。在美国,医生和医院是平行关系。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,而是跟着患者走,医院则想办法吸引我们带病人过去做手术和住院治疗。我所在的团队里有7名心脏科医生,并设有4个诊所。不包括住院病人,我们诊所一周接诊近800人。这800人当中包括来做检查的病人,例如心脏超声、血管超声、运动负荷试验、核医学检查、动态心电图等。

我每周看两天(其中两个半天)门诊,剩下的两个半天和两个全天要做手术,每天都要对住院病人进行查房会诊,工作强度大,节奏快。作为私人执业者,我们不需要带教住院医和专科训练医生,但是大事小情就得事必躬亲。在美国,百姓就医不迷信大医院,99%的医疗需求都是就近解决。除了换心脏,心血管方面其他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得到治疗。

美国医院只设急诊,处理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。急诊医生稳定病情后,病人多数回家,一周内去看家庭医生,少数严重的收治入院。病人回家后,由家庭医生负责。如果不舒服,病人不需要自己判断要去看哪一科的医生,家庭医生会做推荐和转诊,比如心悸气短、胸痛就来看心脏专科。一个好家庭医生的作用说再大也不为过。

因为不设门诊,美国的医院里总是安安静静的。美国人平时看病都在医生的诊所,采用预约制,也有小量临时无需预约的看诊名额。这种制度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‌‌“看病难‌‌”——你需要看医生,但有可能预约到却要等到一个月之后。新病人常常会担心,等待就诊这么长时间,真要真不舒服怎么办。作为医生,我们尽力让病人获得全天候的关心。比如,我们告诉病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,医生会通过电话答疑;药吃完了,护士就会帮患者把药续上。当然,即使有了这些解决办法,诊所仍然要尽力缩短患者预约后的等待时间。

今年8月,我回北京,阜外医院挂号厅的人山人海让我惊讶不已。我想,来挂号的一定不是病人本人,否则盛夏里如此拥挤,心脏病就算稳定了也会复发。

2010年的时候,我回国,赶上了姑姑胸痛,检查身体,我这美国大夫正好目睹了她的就医经历。去的是一家省会城市的小医院,挂号并不难。医生没有多问病史,听病人主诉胸痛后就让去检查。经过上上下下地缴费、抽血、做心电图之后,姑姑终于再次坐在医生面前。病人被告知心电图诊断心肌缺血,建议住院输液通血管。还好我在场,坚持说没有看见心肌缺血,姑姑才幸免住院。看诊结束后,我总觉着这病看得不明不白的。于是我为她解释每项检查都查了什么,结果如何,应该用什么药,注意什么,详细说完也不过5到10分钟。而这几分钟,或许就是就医过程中的‌‌“最后一公里‌‌”吧。

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有种‌‌“拥有感‌‌”——你是我的病人,我是你的医生,这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。医生再高明,药再好,病人这个主体不配合也不行。所以作为医生,我们不仅为病人推荐必要的检查和治疗,还会解答为什么建议手术,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,手术的好处和危险,不做有何后果,手术是怎么做的,病人会有怎样的体验,术后恢复预期,诸如此类。每一次看诊,双方满意了才算完,医患之间建立了信任,病人也因此能更好地听取医生意见,遵循医嘱。这种关系能让病人及时防病治病,提高整体健康水平。

医患沟通时,懂得倾听的医生可以让整个治疗过程事半功倍。医生这个职业像侦探,从蛛丝马迹中探知病情,而病史就是一扇门,聪明的大夫可以从病人神态和肢体语言中找到开门的钥匙。可惜现在很多医生没有耐心(也可能是没有兴趣)去听。其实了解详细的病史并不花费太多时间,关键是要学会问和听。今年89岁的英国著名编舞师吉莉安·林恩小时候坐不住,被学校当作问题少年,按现在的诊断就是有多动症。学校老师意见一箩筐,她妈妈没有办法,只能求助心理医生。医生听完妈妈的诉说和抱怨,没有说话,请妈妈出去,打开桌上的收音机,孩子立刻翩翩起舞。之后,医生请妈妈进来说:‌‌“你的女儿什么毛病也没有,她是个天生的舞者,送她去学舞蹈吧。‌‌”后来,Gillian先是成了皇家芭蕾的明星演员,后来成了著名编舞师,并受封女爵士。那个心理医生如果不愿意主动了解这个孩子,仅仅开点药,试图让她安静下来,那样就会抹杀一个舞蹈天才。

在微信上,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国内医患关系紧张的事。我很庆幸患者爱我们。有患者来随诊,送来白玉兰,我别在白大褂上,果然心情也跟着芬芳了一天。在美国没有红包,患者送礼物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。我的原则就是从患者利益而不是我的利益出发考虑。比如,我肾内科同事的妈妈是个护士,有心律不整的问题,这个症状困扰她3年,是合适的消融对象,转诊过来让我做射频消融。从心电图形态判断,病灶定位在心脏的心室间隔,位置很深,我来做有85%的把握。我就将病人介绍给了其他更有把握的医生,结果手术成功,皆大欢喜。想想做个医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有多么重要又不容易;虽然失去了满足自我的小虚荣,但病人是明白的。年底时收到了病人送来的感谢贺卡,我心里暖暖的。

在美国当医生也是了解社会的窗口,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。医生在美国是个高收入又受人尊敬的职业,所以山姆大叔在收税的时候对我们毫不手软。美国对穷人的福利好,本意是希望给需要帮助的人保障,可是也就因此养了一批懒人。那天有一个患者,拿着穷人保险,却穿着入时,用着iPhone6Plus,比我的手机还好。还有一位前来看病的42岁的单亲母亲,生了7个孩子,最小的才3岁;那边她21岁的女儿又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我担心再多的税也不够养她们。

做医生是件荣耀的事情,我每天就像只忙碌的小蜜蜂,很累但很快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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